近年来，开发性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韩国产业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维护市场稳定、恢复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开发性金融也发挥着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其价值被越来越多地发现、认可和使用。

那么，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有哪些异同？开发性金融在扶持重点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应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地方债务的杠杆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又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他表示，开发性金融因具有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重要补充的本质属性，以机构负债替代本应由财政承担的政府债务，能够实现控制政府债务规模、提高货币资金的运用效果、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他同时称，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建立了一套适应自身运作特点的中长期风险防控体系，能够在实现机构稳健运作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体系的建设。

结合在国开行的工作经验，郑之杰回顾了25年里国开行作为中国唯一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辉煌成就。首先，国开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特征，即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其中，服务国家战略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体现政府意志；依托国家信用是开发性金融运作的必要条件；市场运作是开发性金融的基本模式。郑之杰以支持棚户区改造等例子，说明了国开行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发挥的作用。

此外，郑之杰表示，国开行还在减贫、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截至2019年三季度，国开行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72万亿元；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万亿美元，是全国最大对外国际合作金融机构。

主旨演讲结束后，郑之杰与SAIF教授陈欣就开发性金融的模式、创新等话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精彩的圆桌对话。

以下为圆桌对话的内容摘选：

陈欣：您刚刚提到，以前发达国家对开发性金融重视程度没有我们这么大，这几年他们看到我们的开发性金融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之后，他们又开始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您能不能讲讲，发达国家的投入模式和我们的投入模式有哪些差异？

郑之杰：其实开发性金融发端于西方，但西方对开发性金融的认识有一个变化，比如初期、中期，及出现金融风险后的认知变化。我个人认为，国内外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行事风格、内容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差异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西方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开发性金融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陈欣：大概在两周前，我在美国访学时听美国的一些政界人士谈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过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对西方国家来说，开发性金融对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空间也很大？

郑之杰：应该说缺什么补什么。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把重心放在中小企业，也做住房贷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和美国比确实有优势，这也和美国这几年关注的重心有关。美国关注的是反恐，打了将近20年的反恐战争，钱都投在反恐上了。它发了很多债，其中的大头是投入到还旧债利息上以及军事上，没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陈欣：说到债务的问题，过去几年国开行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2015—2017年间债务金额增加很快，以至于我们到了不得不去杠杆的程度。您如何看待国开行过去几年的作用，是否在支持地方政府建设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地方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迅速攀升？

郑之杰：这个不是说开发银行创造了多少债务，提高了多少比例的杠杆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债务，债务是不是洪水猛兽，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关键是这个度如何把握。还要看结构，比如债务的总量看上去很多，但确实用于刺激经济发展上了，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债务的增长速度，这就很好，因为现金流覆盖得了。如果项目不行，当然就不好了。

在项目选择中，开发银行采用的是市场化的方式。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不同，政策性银行基本就是接受政府指令，开发银行与政府是合作关系，按市场方式去衡量，如果符合市场、现金流能覆盖债务，我们就支持，如果现金流不能覆盖我们就不支持。开发性金融还需要具备长远眼光。

陈欣：就像您说的，站在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很多项目的效果在短期内不一定看得清楚，那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如何来评估国开行的绩效？如何设计考核机制？

郑之杰：考核机制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面，我们目前用的是商业银行的考核机制。开发银行与商业银行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商业银行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它对上市公司、对股东负责。开发银行的原则是保本微利，开发银行不能简单地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还要讲社会效益。

陈欣：您前面也提到，国开行对“一带一路“领域进行了非常大额的支持，但最近一些国外媒体有一种提法，称那些“一带一路”上的发展中国家”过度负债“，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郑之杰：关于每个国家的风险水平和贷款额度，我们要有一定的标准，这些都是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经常提的，世界银行都在研究。至于“过度贷款“的问题，如果用西方人的标准和要求，用他们的模型去衡量，也许某些时候有风险，但我们支持的国家都是与我们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西方人说的风险。

陈欣：所以，虽然有些国家的债务比例看起来较高，但如果我们给它的贷款能够在底层增加它的生产效率，能够将它的产业基础发挥出来，这个就不是风险，而是一个加速发展的契机？

郑之杰：是的。有时经济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不行。我们当年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的货物在港口停泊一个多星期进不来，因为装卸的能力没跟上。所以，把基础设施建好，经济还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在支持“一带一路”等项目时也在做一些总结，比如我们会和发达国家一起合作，这样就能减少西方媒体的一些质疑。